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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新璋:像做翻译一样做人做事做文章

51找翻译 • 2 年前 • 658 次点击  

“我刚从国外回来,家里堆得太乱了,我们四天后见吧,上午十点我到地铁站口等你,我会拿一份《文汇报》。” 78岁高龄的著名翻译家、被译界誉为“傅译传人”的罗新璋,在收阅采访提纲后很快答应了记者的约访。

那天一出地铁,记者就看到夏日阳光下倚着自行车,拿着一份《文汇报》的罗新璋,头发花白、瘦瘦高高的他看起来精神矍铄,善意温和。在与记者步行到他所住的中国社科院小区路上,在他自称“陋室”的家中,在随后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,深受法国文化影响的他,特别绅士,很是尊重女士,是一位博学而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。爱喝咖啡、爱听肖邦的他也很善于发现和享受生活中的乐趣。

他的书房满满的几大柜书,法语原著上逐字逐句抄注傅雷译文的手抄本、在巴黎国立图书馆手抄回来的《巴黎公社公告集》等因为摆放不下只能呆在书房一角的地上。在一屋书香中,罗新璋向记者娓娓叙述了被他自嘲“翻译的太少”、“一事无成”的翻译生涯。


1关于“傅译传人”:我只是下了比别人多的死功夫



记者:上世纪五十年代,您从上海考到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学习法语,那时北大名师名家很多,能谈谈印象深刻的吗?您从事文学翻译是因为爱好吗?

罗新璋:西语系主任是冯至,英文专业老师是朱光潜。我还听过清华四大教授之一吴达元的课,他讲课很有特点,不带手表,但每次一讲完,下课铃就响了(笑)。一年级时他讲语法,他语法很好,要求也很严格,我们很受益。

不过,我从事翻译很偶然。我大二时,法文讲义里编有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节选,课后去找译文,第一次接触了傅雷译文,没想到翻得这么好。那年寒假我没回上海,找了该书第一册《清晨》的原著,再与译文对读,觉得傅先生的译笔十分传神,原来翻译这么讲究,由此对文学翻译开始感兴趣,并影响了我人生的走向。

记者:著名翻译家柳鸣九曾说您“当年即堪称‘少年才俊’,早慧得更是惊人,大学期间已与傅雷有书信来往问道译术。”您能谈一谈当时与傅雷的交往趣事吗?您觉得傅雷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?

罗新璋:我的翻译生涯一开始就受傅雷影响了(笑)。我译《红与黑》第一句就是偷的傅译《邦斯舅舅》的译法。傅先生的成功在于传神,他曾说的“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手,是为译事基本法门”,“理想的译文仿佛原作者的中文写作”,“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,无生硬拗口之病”等都对我影响很大。

记者:在译界,您更被誉为“傅译传人”。为学习和研究傅译,您曾将好几部傅雷的译文,逐字逐句抄在法语原作的字里行间。仅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就抄了120万字。什么原因激励您下此苦功夫?

罗新璋:说我是“傅译传人”,其实我只是下了比别人多的死功夫。傅先生的译笔之妙,远远还没给大家学到。

我大学毕业原分配去人民文学出版社,受一九五七年反右影响,被派去国际书店。挫折逼得我坚强起来,虽然天天与订单发票打交道,但我想专业不能丢。一个好译本就是一位好导师,我开始向翻译方向努力,并且慢慢专看傅译。在那工作的五年零三个月,除了一九五八年下放一年,傅译我一读四年。

可以说,抄傅译是在很艰苦环境中废寝忘食完成的,当时年轻,相信只要努力,总能有希望。我每天看几页,开始只是把傅译的好字句记在法文书上,有一天发现基本大部分记下了,只差几个字,何不全文抄上。当时《高老头》已看一半,后半本开始全文抄录,抄完又买一本原著把前半本补抄上。

我觉得这样翻阅方便,是很好的学习方法,为此还为自己制订了庞大计划。当时下班后,只要有点空,就会边读边抄。新中国成立后傅雷共译的二百七十四万八千字,整整九个月中,我抄了二百五十四万八千字,仅《服尔德》二十万字,因没有行距较宽的原著而作罢,但也摘抄了不少卡片。

我记得十卷本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是我从东安市场旧书店淘来的,要35元,我当时足足省了两个月伙食才买到它。我记得很清楚,那天是1960年4月30日,当晚九时我开始抄,此后72天内我抄完了100多万字的这部书。在抄之前我理了个发,下决心“灭此朝食”,等抄完全书,头发已很长,像个野人。

因为专注于精妙的译法,有时我看了下一句法文,再看傅译,好像是从自己脑子里迸出来一样。姚鼐说:“技之精者近乎道”,傅雷虽论道不论术,但我从他具体的技法着手,慢慢也悟出傅译之妙,翻译之道。庄子说:“能以意致者,才是物之精也。”什么是得其神,我把握不准,后来还给傅雷写了封信。

记者:您和傅雷有很多通信吧,他听说您抄他的译文,还让您指出谬误之处,这些信还在吗?

罗新璋:一九五七年上大四时,我寄过一篇翻译习作,傅先生曾仔细指出我的毛病所在。一九六三年我到外文局,到的当晚给傅先生寄了一封长信,写了我对翻译的困惑,傅先生很快回了信。傅先生前后曾致我约十封书信,给了我不少忠告,非常宝贵。

可惜在一九六七年被抄家前晚,老伴找出了傅先生的信,扔到蜂窝炉。我趁老伴转过去时,飞快把先生嘱我抄一副本供留底的那封信从信封中抽出来,塞进裤子口袋。正是在这封信中,傅先生提出:“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:重神似不重形似;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”,并拟定“行文流畅,用字丰富,色彩变化”等主张。这封信目前保存在上海一家文化馆的傅雷纪念室。


2关于翻译:翻译需要精彩的表达


记者:目前为止,您一共翻译了多少字的作品?您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?

罗新璋:我一共翻译了一百多万字。最喜欢的是《列那狐的故事》,放开了翻。《管锥篇》中讲“以文为戏”,这本书我翻得最愉快,也有点文字游戏,如以佛经四字一语的句法,译修道院长老的教诲口气。

记者:您翻译名著《红与黑》之前,已有很多流传广泛的译本,但您的译本被公认为重译外国文学名著的优秀之作。全书四十万字,您两年完成,刻意求工,您是如何坚持下来的?

罗新璋:笨人用笨办法(笑)。翻译长篇有个摸索适应过程,试笔花去我几个月。后决定早起译书,从凌晨四点到七点,三小时没有任何干扰。当翻译时卡住了就看傅译取经。然后细细读《红与黑》,不认得的字也不翻字典了,一遍遍看,脑中边看边翻,逐渐由法文变中文,模糊思维,“放开手来”任意译。这样早上译得千字,白天有空再翻书润文,到晚上临睡前重新复核一遍。全书四十万字,用一年多时间译得初稿,第二年再改再抄,两年译完,每天只合得五百字(笑)。

记者:您翻译的《巴黎公社公告集》被史学界认为是“重现公社光辉业绩的历史文献”。您能谈谈这次翻译吗?

罗新璋:1973年我赴法从事出土文物展的翻译工作。那年在法国国立图书馆,我有幸看到了巴黎公社公告原件,几乎包括全部公告,现存360多件公告有的是原件,有的是校样,有的是从墙上揭下的,还有硝烟弹痕,接触这些实物好像接触到了真实的历史。这些公告非常有文献价值,我决心将其译成中文。

当时复印术不普及,拍成照片成本又太高,需近两万法郎,所以我决定抄录。每天抄十件,一共抄了一个多月,走的那天还在图书馆核对到下午一点多,抄稿整整六厘米厚啊,抄,核,再加上展会事宜,一个多月没怎么睡(笑)。

回国后我选了几份,写了介绍文章登在《人民日报》,后来我把搜集到的389件全译出。这本资料集成,印了三万多本,在今天不可想象。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曾著文推荐此书,称其中200多件是国内第一次翻译,是重现公社光辉业绩的珍贵文献。

记者:您在外文局工作时开始从事中翻法的工作,把中国文学翻译为法文版。无论是中译法还是法译中,您认为,翻译的技巧是什么?最困难的是什么?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翻译者?

罗新璋:我曾说“精确未必精彩”,好的翻译在准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,还需要精彩的表达。傅译严谨而又灵活,时有警句妙语,读来很有味道。文字要推敲才有质量,字典翻译、直译是永远不好读的。文学翻译,固然是翻译,但不应忘记文学,也是一种艺术实践。如在《贝姨》中,原文直译之意“难道我把手伸进人家托我保管的钱柜里了吗”,傅雷用“监守自盗”四字就把意思说清楚了。

傅雷翻译求“神似”,钱锺书标举“化境”,严复讲译事有三难,信达雅。所以我在《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》中,把我国1700多年的译论概括为“案本-求信-神似-化境”。我想,翻译需要技艺、聪明、巧思、智慧。

记者:您曾说过,做翻译首先要提高艺术修养。对现在的年轻译者,您有什么忠告吗?

罗新璋:这就是艺术修养(指着客厅摆放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画笑),这是仿画的,我每天欣赏,做翻译需得点“洋气”吧(笑)。东西方文化差异很大,译者对西方文化得有所了解,形成风格,更有赖于从小的艺术熏陶,接受西方的语境。我在外文局工作时,特别爱听贝多芬《即兴合唱幻想曲》,因为经常听,女儿两三岁时就会哼了(笑)。


3关于生活:追求生活品质和趣味



记者:您妻子高慧勤是日语翻译家,你们是因翻译结缘的吗?会经常探讨交流翻译技巧吗?您女儿做日语翻译,是不是也是受你们影响?

罗新璋:不是(笑),我们是在国际书店工作时认识的。我和老伴早餐时经常会交流翻译方面的问题,那时我每天看一点傅译,经常会说到傅先生翻译的好。一次法语原文意思是“启个蒙”,女儿罗嘉听了顺口接道,不如译成“开个窍”,老伴直夸女儿翻得好(笑)。

女儿原来学美术,曾到日本留学8年。受我们影响,女儿对翻译也很有兴趣,老伴让女儿业余翻译些东西,做做练习,纠正她语法问题。翻译有技巧,那次受老伴夸奖后,女儿后来翻译都按这个思路译了。这是她翻译的日本荒木经惟、荒木阳子《东京日和》和日本森绘都著的《意外抽得幸运签》(笑)。

记者:您长期接触法国文化和法国文学,对您有影响吗?

罗新璋:法国骑士文学对我影响比较大(笑),尊重女性,重视礼仪。看,这是意大利史上最年轻的总理伦齐刚当选总理时的报道照片,你能看出来他非常重视着装礼仪。不过,我们那会还很穷,穿不起西装啊(笑)。我在外文局工作时,主要从事中译法工作,我们五位同事有三位法国人给我们改稿,他们的生活习惯、社交礼仪等对我们影响很大。

记者:您一个人生活,是怎么安排时间的?

罗新璋:2008年,老伴去世,我开始一个人生活,女儿不时会来看望我。我的生活比较有规律,也比较简单。我还是习惯早起,6点多起床就会看看那幅油画,领略绘画之美;然后就会听肖邦等外国音乐,边洗漱边听,领略音乐之美;之后会看书,一天从阅读开始。冬天会先在床上看书。以前老伴不让我在床上看书,我醒得早,翻书哗啦啦的,影响她,现在她走了,我在床上看书的时间就很多了。7点半吃早餐,习惯了喝牛奶和咖啡。老伴走了,没人清洗咖啡研磨机,只能喝三合一的(笑),但仍坚持追求这点生活品质和趣味。

我开始奉行董仲舒语:“仁人之所以多寿者,外无贪而内心静,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。”所以我的身体还比较健康,有高血压,血糖也有点高,原来爱喝的饮料、芝麻糊、红豆沙女儿都不让喝了,少了很多口福。不过老子说过“味无味”,所以我自己做不放糖的红豆沙,蒸玉米、土豆、南瓜、白菜等健康食品吃。去年我悟出晒太阳比看书重要,于是每天上午坚持外出晒半小时太阳,晚上也坚持散步一个多小时。

记者:您现在还在做翻译工作吗?现在您最感兴趣的是什么?

罗新璋:现在主要应付“门市”,手头工作很多,往往是让做什么就读什么。去年11月应朱生豪之子之邀写了《莎士比亚戏剧朱生豪原译本全集》前言《朱译管窥》,读了很多朱生豪的译本。现正选编《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集》,所以大量阅读巴尔扎克小说,约在6月能完成。琐碎家务占了很多时间。最感兴趣的是希望能补翻译莫洛亚的作品,我觉得他的文笔很好,作品很有意义,读起来很舒服,在社科院工作期间我几乎看完了他的全集。

记者:回望过去,您如何评价自己取得的成就?您最欣慰和最遗憾的又是什么?

罗新璋:“一事无成”,我很惭愧,我翻译的很少,这也是我最遗憾的。我最好的翻译时间是离开国际书店后,但又去了外文局十七年,从事中译法。三十不立,四十不惑,从头开始,很是困难。不过中译法有利于加深对法文的理解,更考验法文功底。到社科院后我才开始翻译《红与黑》,那时已57岁了。文徵明89岁书兰亭序,我希望还能译一些书。

傅先生说过:“即使最优秀的译文,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。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,过则求其勿太过,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。”蝼蚁浮生,一辈子无非也像做翻译那样,在“过”与“不及”之间做人、做事、做文章。我很欣慰,我还活着(笑)。


转自微信公众号: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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